官员阅读状况调查

做官员阅读状况调查的最初想法来源于一个新闻界老前辈的遗憾。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前辈所在的一本新闻周刊曾发起一次很高层次的官员阅读状况的调查，但调查夭折了，原因是根据了解到的初步情况，那个层面的官员读书状况非常糟糕，预想调查结果会因不利于官员形象而难以公布，遂作罢。这

本报告主要针对政府官员的阅读习惯、阅读在工作中的作用、阅读书籍的类型、影响阅读的因素、获得阅读信息的渠道、政府机关内部阅读活动开展情况、频率等方面展开调查与研究。

　　调查主要结论如下：

50%官员每年购买6本以上图书

从总体上看，有近50%的政府官员每年购买6本以上的图书；其次，有40%左右的政府官员购买4～6本书；有极少数的政府官员每年只购买1～3本书。

不同年龄政府官员每年购买的图书数量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年龄在30～40岁和50～60岁之间的政府官员购买的图书数量较多，平均都在6本以上；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政府官员平均每年只购买4～6本或更少数量的图书。

影响读书的主要因素：工作忙，应酬多

调查中，大部分政府官员表示，由于繁忙的工作和太多的应酬，没有时间读书。有62%的政府官员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阅读；另外，有38%的政府官员是由于平时“应酬太多”，影响了阅读；只有很少比例的政府官员觉得目前“没有可靠的读书信息，不知道该读什么书”。

对大众类畅销书和文、史、哲类常销书印象最深刻

在回答“您最近几年里读的印象最深的书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有35%的被调查者填写了《三国演义》或者《红楼梦》。

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印象比较深刻的书籍与平时经常谈论的书籍并没有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对于书籍的喜好不同，留下深刻印象的书也就不同。其中，有最近畅销的图书，也有过去畅销的图书。例如最近湖南科学出版社刚刚引进的《世界是平的》，就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青睐。这本书不仅在国外持续畅销，在国内也得到一些读者的好评，在很多媒体的图书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畅销书，政府官员们对于一些中外领导人的传记、以及这些领导人所写的书籍，印象也比较深刻。例如《学哲学，用哲学》、《毛泽东传》、《江泽民文选》、《邓小平文选》等等。另外，政府官员们对《西方经济学》、《学会正面思维》、《关键在于落实》、《细节决定成败》等经管类图书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万历十五年》、《大明帝国》、《康熙大帝》、《明朝那些事儿》等一些历史类图书印象也比较深刻。

《于丹〈论语〉心得》和易中天《品三国》等近期被大众热捧的书，也是参加调查的官员们的热门读物，成为他们近期和同事、朋友们谈论最多的书籍。

　　阅读首选：人物传记、政治、经济类图书

与印象深刻的图书品种相呼应，政府官员经常选择阅读的图书集中为“传记”、“政治”和“经济”等类别图书。如图所示，在所调查的政府官员中，有近50%以上的官员经常选择“传记”、“政治”和“经济”等类别图书；另外，有40%左右政府官员经常选择“文学艺术”和“决策管理”类别图书。

阅读目的：重在提高个人修养

参加调查的官员中，有80%以上的人认为，读书的最大作用在于“提高个人修养”；另外，也有部分政府官员认为，读书可以“了解最新信息”和“帮助工作决策”；极少数量的政府官员觉得读书是为了“和同事朋友有共同语言”；另外，政府官员们也很少把书籍作为“学术研究”使用。

“书”外的“书香政府”

官员读不读书的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古今中外，虽然官员未必都是爱读书的人，爱读书的人也未必就为官，但从总体上看，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其阅读水准，绝对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

在古代中国，隋唐以后实行的科举制决定了官员几乎都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出来的，虽说官员中大儒寥寥，但绝对是小儒众众。熟读经史子集才有可能跳龙门，而为官除了安抚一方还要教化百姓，代天子选拔人才的各种考试，也得由各级官员来主持，不读书，是没法履行职责的。至于官员所上的奏和疏，多半不能找人代笔，官员之间的交往，免不了诗词唱和，官员之间的论辩，也离不开引经据典。所以，古代中国的官衙，绝对是“书香官衙”。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为官者饱读诗书、文章锦绣的比比皆是，不光文臣，即便武将，如岳飞也留下了感天动地的《满江红》。而那时的官员，不像今天要博GDP增速、谋招商引资、考虑就业税收等复杂的“官事”，更不像今天的官员自愿不自愿的应酬五花八门、自愿不自愿的公款饭局娱乐一场接一场，因而也有的是闲暇可读书。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书香官衙”也是专制政体下读书人尽入皇家毂中、士大夫垄断权力的结果，“读书做官”则窄化了知识阶层的功能与使命，使独立的思想成了我们这个文明的稀缺物，但较之“不读书而做官”，还不算是一种最坏的效应，毕竟吾国崇尚知识文化的传统，与“书香官衙”还是有着密切关联的。

至于近代以来的西方，特别是代议制和选举制逐步确立以后，一个人要想成为官员，要想得到民众代行处理公共事务的授权，要想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保住“官饭碗”，必须在能力、品行、学识等诸多方面保持优秀状态，否则无法面对“虎视”的竞争者、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苛刻”挑剔的民众，而读书学习则是保持优秀状态不可缺少的“功课”。更重要的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靠法律，官员施政用权不能于法无据，不能越权行事。不像中国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要普遍遵循人情面子等“潜规则”，由权力来做最后裁决几乎是一种常态，西人依靠法律和公德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这种处理公共事务的法理思维，跟把握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科学思维一样，都源自古希腊哲学家就已经确立的理性，相信在“我”之上有一种公正而普遍的尺度，哲学家康德墓志铭上一句“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里的“道德律令”其实就是公正而普遍的尺度，就是理性，而理性是需要习得的。代民众处理公共事务的官员，学习必须是一种生活常态，可以是“草根”，但绝对不可以是“草包”。

由此，回过来看当今中国建立“书香政府，当然不能是中国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大夫垄断权力的“书香官衙”的翻版，只能是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的必然要求。只要官员的选拔提升要问民众的满意度，只要官员尸位素餐、滥权妄为要面对民众的问责，只要官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面对民众和媒体的监督，不读书不学习无德无能的人，成为官员的概率首先就会大大降低，即便“漏网”当上了官，其官运也不可能长久，如此，读书也就无需倡导了。

所以，建立“书香政府”，工夫可能在“书”外。

这种工夫，首先是制度建设上的，比如，官员多由秘书代写讲话稿，让人“不堪卒听”的空话、套话、虚话连篇，只有“原则性”“正确性”而没有见识，自然用不着读书学习。有人建议“政治体制改革不妨从文风改起”，还真有一定道理。相信改了空话、套话、虚话连篇的恶俗文风，官员自然会兴起读书学习之风。不奢望官员都能写出《岳阳楼记》，但讲话要讲自己的话而不是秘书的话，应该不算过分的要求。这种工夫，还要下在改变官场陋习上。

勤学好思应该成为每一个合格官员的底线要求。问题是，现在不少官员沉迷于应酬，乐于小圈子小团体的“联络”，忙于讨好上级，热衷各种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既无闲心也无闲时博览群书。所以，推进反腐败，改进官员的作风，必然会带来更多的书香。当官员的选拔要靠实实在在的德能勤绩而不是讨好上级时，当官员的升迁要靠公众点头而不是小圈子内定时，当官员为公众服务而不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时，当“公仆”每一笔开销都要经过主人同意时，当任何不正当交往活动和参与消费娱乐都有媒体曝光时，我们的官员，相信会清闲下来，相信不会抱怨没有时间读书。

阅读，还有一个官本位的问题。我国官场对人才和“不才”的诱惑力太大，官员基本上是一种终身职业，一朝为官，终生无忧，级别上去了，就不愁后路，何来读书学习的动力和压力？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套用倡导设立“国家读书节”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的这句话，同样可以这么说：“一个官员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官员的阅读史”。不读书的官员，其精神发育是大有疑问的。哪怕是他拿到了博士硕士一类的真文凭，只要是当下的生活中抽掉了阅读，其精神发育也会变异。官员群体，只有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才能凝聚成一个服务公众服务国家的优秀集体。

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说：“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对国家发展负有责任的官员，何尝不该“关注天空”！仰望天空，知所敬畏，是独立思考、追求理想、精神自由、不为利欲熏心的前提。这样的天空，既指宇宙自然，也包括人类的精神创造。阅读、学习、思考，而且不是简单跟风的“消费型阅读”和临时抱佛脚的“应用型阅读”，无疑又是“关注天空”的前提。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7年5月31日号）